春回大地，本该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然而今年华北、黄淮等地区遭遇了多年罕见的冬春连旱，冬小麦主产区的人们，从心底许下了“久旱逢甘霖”的祈盼。祈盼终于得到了实现，但并非“天遂人愿”，而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完建项目发挥了重要作用———东线江苏段累计向淮北旱区调水41.8亿立方米，山东段利用截污导流工程拦蓄水源灌溉农田62万多亩。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持续实施第二次跨区域调水，累计从河北省向北京市调水6.37亿立方米。多年经验告诉我们，在水资源科学调控上，通常要采取两种手段：解决时间分布不均问题，主要是修建水库等蓄水工程；解决空间分布不均问题，主要是跨流域或跨区域调水。南水北调工程作为缓解我国北方地区严重缺水局面，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以上两种手段兼而用之。而且，一期工程完建项目已在抗御干旱、实现大旱之年无大灾目标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面对无可争辩的事实和翔实有据的数字，就在人们不难得出“南水北调正当时”结论的同时，长江中下游区域却在即将入汛时节，发生了少有的持续干旱，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的丹江口水库水位也曾一度跌破历史最低。这种罕见的南北同旱，向人们的思辨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将来工程通水后，如果再遇枯水年份，会不会出现‘无水可送’的局面呢？”……善意的提问，不明就里的质疑，直指南水北调工程建成后，在遭遇南北同旱的年份能否发挥应有作用。不少关注南水北调工程的人，或多或少地增添了几分困惑。
要解除对南水北调工程的种种质疑，必须明确一个前提，那就是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我国水资源的自然分布很不均匀，南方水多，北方水少，水土资源和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南水北调工程是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局面的重大战略性工程，通过跨流域的水资源合理配置，不仅可大大缓解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问题，而且还会促进南北方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这就是党中央决策建设南水北调工程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之所在。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理不辩不明”。南水北调工程投资规模巨大，涉及因素众多，影响范围广泛，利益群体复杂，社会关注度高在情理之中。南水北调工程毕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自1952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宏伟设想以来，在我国几代领导人的重视和领导下，在总体规划、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等工作过程中，坚持广开言路、充分论证、科学选比、优化设计的原则，多方面听取和吸纳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了50年的调研论证，并对各输水线路及参与比选的重要线路进行现场查勘或复勘，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规划报告体系。特别是对总体规划涉及的可调水量分析等重点问题，一一进行了专题研究。
由于水资源量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不均，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区和受水区，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像今年这样南北同旱的“同枯遭遇”现象，但近45年来的水文资料分析结果表明，水源区与受水区发生连续枯水年相遇的概率很低，即使出现最不利的南北同枯现象，其概率也不到7%。
对这种很小的可能性，论证时也进行了统筹考虑并设定了严密的应对措施。
对水源区而言，在水源区遭遇枯水年份情况下，将依照“枯水年少调”的原则，将中线一期工程调水量由规划多年平均调水95亿立方米减少到62亿立方米；如遇连续枯水年，则进一步减少调水量，以确保汉江中下游的生活和生产用水。而在受水区，已建成众多蓄水工程，其中大中型水库近20座，总调蓄库容约67亿立方米，可通过当地水与中线水的联合调度，提高受水区的供水保证程度。
这种南北同枯的应对措施并非纸上谈兵，而是经过了进一步的科学论证。以1997年为例，汉江与北京市分别遭遇了枯水年，据中线工程长系列模拟供水结果显示，丹江口水库调水约72亿立方米，通过北京市在中线水与当地水的联合调度，受水区的生活、工业、其他用水均得到满足，水量保证率及时段保证率均达到10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依然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水情，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仍然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
国务院于去年批复的《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进一步确立了由南水北调工程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黄河、淮河和海河四大江河相互连接，构成我国“四横三纵”的水资源配置总体格局。这个总体格局，将为突破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这个主要瓶颈打下坚实基础。
因而，加快推进南水北调工程，正是早日突破这个主要瓶颈的关键环节，正是推动我国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战略部署，正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强力保障。
水利专家的科学论证、国家的水资源战略规划、现实的水资源形势和正在发生的水利实践，无不证明这样一个结论：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正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