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水利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利基础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改革发展惠及亿万人民群众，谱写了中华民族治水史上的辉煌篇章。

一、我国水利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防洪抗旱减灾体系初步形成，成功抗御了多次特大自然灾害。长江、黄河干流重点堤防建设基本达标，治淮骨干工程建设基本完成，太湖防洪工程体系基本形成，其他主要江河治理明显加快，三峡、小浪底等重点水利工程相继投入运行。目前，我国大江大河主要河段基本具备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的能力，中小河流具备防御一般洪水的能力，重点海堤设防标准提高到50年一遇。中等干旱年份可以基本保证城乡供水安全。60年来，我们战胜了历次特大洪水和严重干旱灾害，有效应对了频繁发生的台风和山洪袭击，夺取了水利抗震救灾和抵御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重大胜利。按照2000年不变价格估算，1949年以来全国防洪减淹耕地1.6亿公顷，直接经济效益高达3.93万亿元。

水资源配置格局逐步建立，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兴建了大量蓄水、引水、提水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顺利实施，向北京应急供水工程已经通水，辽宁大伙房输水、甘肃引洮等区域性调水工程正加紧实施。一批水源工程相继开工建设，水利工程年实际供水能力达6591亿立方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占世界平均水平60%的人均综合用水量，保障了国民经济3倍于世界平均增长率的高速增长，累计解决2.7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和1.65亿农村人口的饮水不安全问题，基本结束了我国农村严重缺乏饮用水的历史。

农田水利建设扎实推进，粮食安全的水利基础不断巩固。全国有效灌溉面积达8.77亿亩，占全世界的20%左右，居世界首位。不到全国耕地面积一半的灌溉农田生产了占全国总量75%的粮食和90%以上的经济作物。我们先后对全国393处大型灌区进行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对中部四省139处大型排涝泵站进行了更新改造。我国以占全球约6%的径流量，保障了占全球21%人口的温饱和经济社会发展，农田水利设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节水型社会建设全面开展，用水效率效益明显提高。建立健全了总量控制、定额管理、取水许可、水资源有偿使用、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等一系列用水管理制度，形成了包括国家、流域和区域等各个层面的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体系，节水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全国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35提高到0.475；按2000年可比价计算，万元GDP用水量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2909立方米降至2008年的271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从953立方米降低到144立方米。2000年到2008年间，全国用水总量年均增幅不足1%，快速增长的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水土资源保护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的成效。以“三河三湖”、南水北调水源区、饮用水水源地、地下水严重超采区为重点区域的水资源保护不断加强，有效应对了松花江水污染、太湖蓝藻暴发引发的供水危机。全面完成地下水功能区和超采区划定，通过关井、限采、回补等措施，遏制了部分地区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的趋势。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成效显著，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年均减少土壤侵蚀量15亿吨。通过强化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与调度，黄河连续10年不断流，黑河下游东居延海连续5年不干涸，塔里木河下游生态逐年恢复。

农村水电建设加快推进，小水电代燃料成效显著。农村水电装机达到5100万千瓦，年发电量1600多亿千瓦时，约占全国水电装机和年发电量的30%。完成了三批共653个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和409个农村水电电气化县建设，实施了小水电代燃料生态保护试点建设和扩大试点建设。目前，农村水电遍布全国1/2的地域、1/3的县市，户通电率从1980年的不足40%提高到2008年的99.5%。

二、我国水利发展与改革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实践经验

60年的水利发展历程，是对我国基本水情和治水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是水利基础地位和公益性质不断强化的过程，也是水利建设和经验积累不断深入的过程。

坚持把水利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兴起了大规模群众性治山治水运动，初步奠定了我国水利事业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水利的认识实现了新的飞跃，把水资源同粮食、石油一起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把水利提高到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水利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水利发展步伐。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条件，明确提出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农村饮水安全、灌区节水改造三大目标任务的时间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1978─2008年水利固定资产投资达9606亿元，是1950—1977年的24倍。实践充分证明，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水旱灾害频繁发生、治水任务极为艰巨的国家，发展水利始终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坚持用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指导水利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对治水规律、治水思路、治水方略进行探索和实践。特别是近年来，水利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逐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坚持以人为本，把民生水利作为水利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水资源综合治理、全面节约、科学管理、合理开发和高效可持续利用；进一步明确了七大流域水利发展定位、东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水利发展布局，把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作为解决水资源问题的战略举措。实践充分表明，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是科学发展观在水利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有效解决我国水资源问题、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成功之路。

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水利工作的重中之重。水利与民生息息相关，通过不断完善防洪体系和实施科学防洪调度，洪涝灾害造成的年均死亡人数从上世纪50年代的8976人降为2001年以来的1507人左右。通过实施大规模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提前实现联合国2000年提出的到2015年将饮水不安全人口降低一半的发展目标。从1999年开始，先后编制了三批建设规划，安排7887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特别是2008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用3年时间完成全国6240座大中型和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解除悬在人民群众头上的“一盆水”。通过治水办电、发展小水电代燃料，解决了3亿多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使一大批农民告别了祖祖辈辈上山砍柴、烟熏火燎的日子。此外，近年来我们还通过灌区改造、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利血防、水库移民安置和后期扶持等工作，显著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有效保障了水库移民的合法权益。实践充分说明，解决好关系民生的水利问题始终是水利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在治水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大规模毁林开荒，围湖造地，“向大自然进军”。改革开放以后，长期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导致我国经济高增长付出了高代价。针对我国水环境、水生态出现的突出问题，我们积极转变水利发展方式，努力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效途径。长江流域开展大规模的平垸行洪、退田还湖；黄河小浪底水库的调水调沙；白洋淀的生态修复；珠江的“压咸补淡”；太湖的“引江济太”等措施，都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同时，在全国开展大规模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在武汉、桂林等10个城市开展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试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始终处理好水资源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的关系，促进人水和谐，保护可持续发展能力。

坚持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水利发展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水利领域各项改革全面推进，形成了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社会投资为补充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水利投资模式，全国纳入水管体制改革的公益性工程管理人员基本支出经费、公益性工程维修养护经费落实率分别为92%和79%；确立了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全国63%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实行城乡涉水事务一体化管理；全面推行了水利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和监理制；建立健全了质量与安全监管体系、水利建筑市场准入制度和市场监管机制，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机制初步形成。终端水价制、超定额累进加价、丰枯季节水价、“两部制水价”等制度得到推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全面启动。小型农村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深入推行，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蓬勃发展。实践证明，改革是推动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的强大动力，只有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需要，推动水利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坚持把依法治水作为水利发展的重要保障。伴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深入实施，我国逐步走上了依法治水的轨道，形成了以水法为核心，包括解决水多(防洪法)、水少（抗旱条例）、水脏(水污染防治法)、水浑(水土保持法)四大水问题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起全国水行政执法网络，年均查处水事违法案件4万余件，调处水事纠纷1万多起。实践证明，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水资源条件不断变化，水利工作所面对的利益主体更加多样，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各种水事矛盾更加突出，只有坚持依法治水、依法管水，才能保障水利事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