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恢复高考，表面上看来只是考大学方式的改变，其实改变的是人本身

我在1977年考过一次，当时是各省自出题目考试，我的政治卷考了全地区第一名，但数学较差，差点儿零分，所以录取是当地的一个专科学校。后来我觉得自己志不在此，想更开拓一些，还想再拼一拼，当时时机也比较巧，过了半年又迎来了全国第一次的大学入学统考，所以就放弃了专科学校。后来就考上了武汉大学。
 

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我从中学毕业之后下了两年乡，当了两年工人，这一经历是非常有用的。我现在从事和社会联系非常紧密的新闻工作，没有这个社会经验的话，就好象往上走的时候缺了几个台阶。从整个过程看，下乡的时候很艰苦，当工人的时候也很艰苦，也感觉不到当时有什么出路，但是当时还是坚持学习，所以一恢复高考，我还是比较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我考上武汉大学时21岁，现在来说是比较大的，在当时来说是很小的。我们同班的同学年纪最大的36岁了，最小的16岁。我们那一届爸爸和儿子同时考上大学的情况也不少见。十年的积累之后，通过三年的考试，把那些勤奋而有才华的青年选拔出来，通过竞争选拔上来，这是“新三届”和此前十几年的大学生不一样的地方。尽管我们那时的考题还是非常简单，但毕竟是竞争，非常大范围内的竞争。我当时在广东，是一百人考上一个，就是这样的比例，当时觉得很残酷。所以，读书有用的观念通过“新三届”彻底驱逐了读书无用论。
 

在下乡的时候，我和几个要好的朋友都喜欢读书，还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当时还有农友奇怪，这年头读书还有什么用。结果恢复高考后，我们那一拨人都上了大学。
 

我们这一代人恐怕是最坚定地拥护改革开放路线的。这一点是不会动摇的。当时也不是说不接受工农的改造，就是觉得国家不需要知识，不需要有抱负的青年，总是不太对头的。像我们这样的青年，就想多学点东西，多做些正经事，可是没有上学的机会，我这种归侨子弟更是如此。所以，恢复高考，重新考大学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对那种极左的思想是一个冲击，对社会结构也是一个冲击。另外，对青年的思想也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原来我们可以不靠出身、不靠背景、不靠关系，可以靠我们的奋斗。这种观念在一夜之间树立起来了。我当时考上了一个本科，全县出名，比现在一个博士还轰动。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崇尚个人的努力和奋斗，遇到问题不气馁，相信自己的奋斗会有结果。这是这一代的特点，不怨天尤人。表面上看来只是考大学方式的改变，其实改变的是人本身。我在北京的同学门干得都很出色，在各行各业。他们基本上没有背景，很少靠关系，多数人靠个人埋头苦干。这些人还有一种群体性格，就是不喜爱溜须拍马。从内心深处看不起靠走后门拉关系发达起来的人。不是说这个群体里没有人做这种事，而是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内心世界有一个特殊的性格，不管做还是不做。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说是对个人奋斗的相信，但这肯定是对知识的崇拜，对奋斗精神的崇拜。
 

“新三届”有个好处，大家都没什么特别背景，对社会现实、对世态炎凉的了解又比这之后的大学生要多，所以比较容易看得开，也比较容易放得下。今天的成绩不能说明明天的前途无量，今天的失败也不能肯定明天的事业不景，只有靠不断努力，不断挑战，战胜自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郭伟峰、男、1957年生于广东乐昌。1974年起下乡、当工人。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到中国新闻社。先后任专稿部记者、香港分社采访部主任、总社港台海外部主任，1992年出任中新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