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决心当一名记者，是1982年夏天。当时我刚大学毕业，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工作。一天，我跟“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教授去印度驻华使馆参加宴会，我担任晚宴的译员。印度驻华大使在晚宴上致辞说：“站在钱三强教授面前，我感到十分卑微。钱先生knows everything about nothing, but I know nothing about everything。”
　　听到这句英文，我顿时困惑了。停了一会，我吞吞吐吐地将其翻译为“钱先生无所不知，而我一无所知”。但是我并没有把大使讲话的精华翻译出来。后来，一位粒子物理学家向我解释，根据宇宙背景辐射下的重力效应推断，暗物质约占宇宙物质总量的80%，而一般可见物质仅占20%。
　　那一刻，在科学面前感到卑微的不是印度驻华大使，而是我这个自视甚高的年轻人。这是促使我离开科学界、投身新闻业这个几乎没有什么科学含量行当的决定性时刻。
如果你关注近些年来报纸和媒体的变化，你不难发现，新闻传媒界越来越远离科学、证据与逻辑。有的不仅是远离科学逻辑，甚至是陷入一种伪科学逻辑中。目前，新闻传媒界面临七大问题的困扰：
其一，记者的工作就像是“盲人摸象”。所有盲人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了正确描述，但是关于真实的、完整的大象模样，要搞清楚很难。
其二，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分为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不同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一些媒体的报道依赖他们所处阵营的“丰富信源”，策划、报道、炒作新闻。例如，它们喜欢报道有“受害人”的事件。但在大多数这样的报道中，受害人必须处于“我们的阵营”，不能来自“我们敌人的阵营”。
其三，很多媒体追寻的只是有新闻价值的事实，鲜少关注那些没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具有新闻价值的报道能吸引公众注意，并提高报纸的销量和网站的点击量。战争杀戮、社会骚乱、名人丑闻是有价值的新闻，而和平世界、宁静生活和普通人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事实。战争杀戮和名人的报道永远击败报道和平与普通人生活的新闻，那些新闻永远占据媒体的头条。
其四，许多记者喜欢扮演真理或真相的审判官。然而，谁赋予了媒体扮演仲裁者的权力？新闻记者和新闻教育者总是夸夸其谈地说，记者是报道事实和真相的。但是，缺乏科学判断和逻辑推理能力的记者，在新闻报道中是否具备判断事实或报道真实新闻的科学能力？
其五，在报道中国现今的重大事件时，记者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一些记者必须迎合一些人和组织机构接受的观点及他们期望看到的新闻事件。就像英美新闻界人士常说的，“If it pleases, it leads。”(如果这条新闻让我高兴，我就让它上头条。)
其六，许多媒体伪装中立，欺骗公众。这种所谓的客观报道是假冒的平衡和中立。如果你观看某些电视对话节目，就会看到电视主持明星邀请他们臆想的敌人单枪匹马地来上节目，并使其成为众矢之的，被观众嘲笑和谩骂，借此达到戏剧性的效果。好新闻意味着媒体给予来自“敌对阵营”的记者以平等的播出时间或新闻版面，使受众读者了解他们想象中的“敌人”在说些什么、想些什么。但在中国现实新闻实践中，保持中立几乎无法生存。
最后，在信息传播发达的社会中，在一个需要满足人民知情权的社会里，人民有权知道到底是谁在媒体背后策划、编造和传播半真半假，甚至完全是伪造的坏新闻。人民有权知道谁是通过编造和传播伪造的坏新闻，制造公众愤怒和操纵公众愤怒的获益者。
新闻自由的目标是为了报道事实，获得科学上的真理和现实中的真相。对于缺乏科学知识和逻辑判断能力的某些记者来说，报道事实看来是很艰难的任务。▲(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