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官所引领的读书“劝学运动”，其良苦用心是期望广大领导干部能够坚持把读书和思考作为人生行进的习惯，用书中的道理和感悟去提升自己的精神品格，在潜移默化中让自己变得儒雅，执政境界变得更加高远。

　　2008年，一个政坛高官读书与劝学的元年。

　　薄熙来的经济管理、马凯的读书者言、徐光春的国学讲堂、汪洋的变平世界……频繁现身于公众视野的高官，成为新时期“劝学运动”的引领者。其中“以书施政”的特色，更是超越了自身的个人私趣，衍生为传播施政理念，治理官场生态的特殊工具。

　　事实上，高官“以书施政”的吏治样本，考量着新时期每一位官员执政的良知、责任、观念、眼光。尽管相关调查显示，中国近半数干部在一年之内不会主动读书，其宝贵的阅读时间浪费在“文山会海”和冗长无聊的应酬客套之中。但是，“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质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某种意义上，一个官员的执政视野往往取决于官员的阅读水平。

　　当前看来，高官“以书施政”，尽管其辐射的场域比较窄小，但是，其好比抛入湖心中的小石子，衍射的涟漪会随时间的延续而逐渐扩散，最终会波及更大的范围。

　　“高官劝学”的良苦用心

　　纵观中国历代历朝官员，大多自幼入学，熟读经史，精通诗词文赋，以怀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理念，将读书当作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永恒追求，并经过多年的严格训练和伏案阅读，终能知晓为人处世之理，感悟治乱兴衰之道。尽管中国古代官员其“读书乐道”的旷世情怀终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我们倘若以此为参照和对比，会发现当前中国许多官员存在“厌学、弃学”的浮躁之风，所谓“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的价值追求对如今的官员却是极大的反讽。

　　对于每一个合格的官员而言，好学勤思、心系百姓本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然而，现在大多数官员更热衷于应酬交际，勤于“圈里圈外”的奔走与联络，更是将主要精力用在去研究和揣度上级领导的心思。讨好上级领导和做好表面文章成为其为官执政的根本要义。至于读书，已经不再是职业习惯的需求。毫无疑问，以这种扭曲的为官之道游走于官场之间，徇私舞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违法乱纪行为则必将出现，这最终也会辜负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随着读书习惯的搁浅，领导干部其自身的素质和修养必将每况愈下。可以想象，一个精神世界贫乏和发育不良的官员，将会怎样尽心尽力去为百姓谋福祉。至于某些领导把秘书讲话稿中的“莅临指导”念成“位临指导”，这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

　　正是基于如今官场文化生态的变异，官员执政价值的扭曲，2008年，以高官领衔的“以书施政”理念成为新时期为官执政的典型样本，他们所秉持的“告别粗俗、经世致用、提升自我”的阅读理念，也正成为中国政坛新风尚。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调研中发现干部现代经济管理知识匮乏，向重庆官员重点推荐学习《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五本经济简明读本，期望干部的执政视野能够更加开阔，执政能力能够更加增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则把《世界是平的》从北京中央党校带到重庆，然后再带到现在主政的广东。“一个城市的精神品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的阅读氛围和阅读水平”，“书香城市”不应该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官员更应该身体力行，“多一点读书学习，少一点吃喝应酬”。国家发改委原主任马凯则以创作《读书者言(十首)》总结自己对读书的认识和感悟。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则走进大学开讲国学，并在《中华读书报》写道，“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品位，也决定一个民族的素质，影响一个国家的走向”。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则亲自编辑《〈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文章选编》送给各级领导干部学习。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其批示多与学习有关……

　　不难发现，以高官所引领的读书“劝学运动”，是期望广大领导干部能够坚持把读书和思考作为人生行进的习惯，用书中的道理和感悟去提升自己的精神品格，在潜移默化中让自己变得儒雅，执政境界变得高远。他们更是希望广大领导干部通过阅读能够变得“腹有诗书气自华”，展现给老百姓的并非是自己的知识有多丰富、学问有多高明、眼光有多深远、见地有多深刻，而是用其自身的人格魅力让老百姓去追随和信服。最终，使得城市变得富有品位和内涵，老百姓也能感受政策所给予的实惠。

　　“以书施政”展现吏治新图景

　　2008年7月统计公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尽管被调查的80%以上的干部都认为读书阅读是“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的事情，但仍有高达46%的领导干部在一年之中没有接触过相关媒体书籍，与此同时，58%以上的干部在一年之内没有自费购买过相关图书。

　　从这组调查数据来看，今天的官员明显存在阅读危机，官员读书和加强自我学习的习惯在知识经济日新月异的今天，显得异常贫瘠。由此，在当前中国官员阅读极其贫乏的时代背景下，高官所发起的“劝学运动”显得异常珍贵，这股政坛新风在某种意义上能开启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去憧憬和展望中国吏治的新图景。

　　毫无疑问，在这个信息化时代，各种新知识、新观念、新问题总会层出不穷，对于广大领导干部而言，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加强阅读才能与时俱进，拓展思路，也只有通过广泛地吸取书中的智慧和经验，才能不断地提高和完善治国理政水平。正如汪洋所言，“当今社会，领导干部身在各种矛盾漩涡的中心，要经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就应当从读书学习中吸取精神食粮。”事实上，“以书施政”在推动官员加强学习和完善阅读的同时，对官场的风气和文化生态的良性治理也大有裨益。更进一步而言，其对城市文化魅力和精神品格的塑造，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形成也将意义深远。

　　当前看来，“以书施政”已成为领导干部执政的醒目动向，从中央政治局到地方领导干部，以约定俗成的形式加强干部读书和学习应成为一个制度性的样本，将成为新时期提高官员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通过不断地刻苦学习和认真钻研，官员能够在学习和实践中融会贯通执政要领，以“站在高处、谋在新处、干在实处”的全新执政理念为老百姓谋更多福利。最后，“以书施政”将造就一批“示范带头型”的书香干部。这类干部勤于思考，心系百姓，将通过阅读和学习感悟到的新东西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尤其是以开拓创新的视野走在时代前沿，以正直、果敢、干练的精神气质引领百姓走致富之路，并成为造福一方百姓，受人尊敬和爱戴的领导者。

　　“以书施政”的憧憬之外

　　尽管高官“以书施政”的执政理念在当前建构学习型社会的大背景下极具现实意义，但是我们在对其充满希冀和遐想的同时，也应保持几分理性。

　　首先，“以书施政”毕竟是一种自上而下所开展的“书香政治”，其针对的群体主要是官员干部。这种“书香政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官员自选型读书，它属于推动型读书。一般是上级领导干部向下级予以荐书，荐书的类型因领导本身的学识、视野、修养的差异而各不相同。换言之，“以书施政”所发起的“劝学运动”往往是“一把手意志”的真实体现。正是这种特殊的读书性质，在某种意义上使其面临一定的局限性。

　　其一，“一把手意志”下的荐书类型往往过于单一化，一些下级官员干部并非完全出自本心予以阅读，而是迫于上下级的关系以完成任务的心态阅读，结果往往收效甚微。其二，“以书施政”的读书活动往往随着主政者的离任而随即停止，不能形成连贯性。如江西九江的“每月一文”，随市委书记赵智勇的离任而停止。

　　其次，“以书施政”要警惕官员干部“双面人”现象的出现。所谓干部“双面人”是指有些领导干部善于学习，并在公共场合经常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展现给老百姓的是一种学识丰富，阅历深厚，视野开阔的儒雅形象。然而，这类干部在剔掉书香的包裹回归现实时，往往经受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成为贪污腐败之流。显然，对于这类以书香之气伪装自己的干部，尤需受到舆论挞伐。